【年会精华No.2】何建坤|率先达峰不仅是时间概念也有力度概念

  • 2017年0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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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7年1月21日-22日,“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2017年年会暨绿色低碳发展智库伙伴年度研讨会”在深圳成功举办。正如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在开幕致词中所言:“两家合在一起有很大的好处。能源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主要是进行能源系统工程模型和方法学方面的研究,学术性比较强;后来发起建立绿色低碳发展智库伙伴,更多是聚焦在政策层面,进行相关政策的设计、实施和落地方面的研究。把两者合在一起,既有理论模型方法学平台和工具的研究,又有关于政策建议、政策落地、政策实施、制度实践方面的研究。两者的结合,有利于我们提出有科学含量、有技术支撑的高水平的政策建议,促进各界对能源和气候政策的深入研究和理解。” 出席会议就“落实巴黎协定和绿色低碳发展宏观战略”、“地方十三五温控规划与城市达峰实践”、“全国启动碳市场背景下地方和企业的行动”、“能源/碳排放模型”等主题进行了热烈的研讨。本网站将陆续编发此次研讨会的研讨精华,敬请关注。


何建坤(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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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低碳城市建设试点与“十二五”相比在理念上、措施上、政策上和实际行动上有了很大深化。这些试点城市已经开始进行低碳发展转型,而且成效非常显著。进入经济新常态下,地方转换发展动能,调整产业结构,企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政府很多措施和绿色低碳转型都是非常一致的,所以加快了低碳转型的步伐。

2013年以后整个国家,特别是东部一些主要城市,单位GDP碳排放强度下降的速度大大增加,碳排放增长的速度大大减缓。2005到2013年全国碳排放增速每年6%,2014年到2016年每年的增速大概是1%左右,不到2%。这里边除了有技术进步的原因,很重要的一点是在经济增速下滑的时候,高耗能产业活动水平下降带来的巨大影响。比如钢铁、水泥等几个高耗能产业占到全国总能耗的一半左右,在经济转型、GDP增速放缓的情况下这些行业最先受到影响,它们活动的水平和产量停止增长甚至下滑,活动水平的变化导致了产业结构比较大的变化,这是单位GDP能耗加速下降最主要的因素。技术进步的因素包括能源效率的提高以及产业的技术升级,每年带来的单位GDP能耗的下降也就是1%,最多2%;能源结构的调整,每年带来的单位GDP的CO2强度下降也就1%或者略多一点,所以导致当前单位GDP碳排放每年5%、6%,甚至有些城市7%、8%下降速度的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很多重化工业和高耗能产业产出水平的下降,或者重化工业产能的缩减或外迁。

这种情况下,对碳排放达峰既是一个很好的条件,也容易让我们过分乐观。

2014到2016年,GDP增速下滑的时候,能源消费的弹性系数下降到约为0.1到0.3的水平,比较低,而2005到2013年平均是0.6。今后一旦GDP增速稳定在6%左右不再下滑,高耗能产业可能回暖,活动水平有所反弹,或者持平,起码不再继续下滑,这样结构性的节能因素就会减少。相应能源弹性系数有可能会上升到0.3以上,当然不至于回升到0.5以上。

而现在东部地区非常希望保持较高的GDP增长速度,比如深圳GDP增长水平期望在8%以上,很多地方可能也都在6%以上7%左右。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就意味着单位GDP碳排放强度每年下降速度要大于6%、7%、8%,只有单位GDP碳排放每年下降的速度大于GDP增速的情况下,才能够使得新增的那部分GDP的排放由单位GDP碳强度的下降来抵消,才能使得碳排放不再增长。相应能源消费弹性只能保持在0.2以下的水平,使能源消费增长控制在1%左右,才有可能使新增加的总能源需求依靠只增加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供应满足,化石能源消费总体上不再增长,而使CO2排放达峰。未来较长时期在GDP持续较快增长的同时,控制能源消费弹性在0.2左右或以下,对大多数地区和城市面临艰巨任务,需要认真对待。

发达国家的碳排放达峰的时候都在后工业化阶段,GDP的增速一般都不高于3%,所以只要单位GDP碳排放强度的下降速度每年大于3%左右,那么碳排放就达峰了。如果我们希望在GDP增速6%、7%甚至更高的情况下碳排放达峰,就必须有非常高的碳排放强度下降速度。这种情况下,这个地方必须大力的调整产业结构,只靠技术进步和技术措施是不能实现这么大幅度下降的,这将包括一些高耗能企业的外迁,也决不能再上新的能耗比较高的大型工业项目,这对于很多地区还是有很大的挑战。

我们在做预测的时候往往在经济增长速度高,能耗增长速度快的时候,线性思维对未来能源消费的预期就会比较高。在经济发展速度比较缓慢、能耗增速缓慢的时候,对未来的预测也会偏低。

所以我认为,东部地区实现率先碳排放达峰是可能的,但是不能掉以轻心。即便这两年已经稳定了,或者说有下降了,或者碳排放水平在持续下降,但反弹的危险还是很大的,特别是如果保持较高GDP增速的话,随着生产的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增长和城市化水平提高等拉动能耗上升的因素还存在;再加上能源结构的调整也有一定的限制,所以二氧化碳排放达峰明确目标后,还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必须要切实地加强部署来确保碳排放的控制。

当前因为GDP增速放缓,能源消费弹性也比较低,能耗增速很慢,约1-2%水平。但是如果碳排放达峰,新增长的能源需求要靠太阳能、风能、核电等非化石能源来满足。所以新能源发展的增速,每年要维持在8%到10%的水平才能满足总能源增加的需要。现在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占比也就是12%-13%,如果需要支持整个能源需求1%左右的增长,那就要达到8%-10%的增速。一旦经济好转,能源总需求增长速度可能达2%甚至更高,将又导致CO2排放的重新上升,原来出现的峰值就不会那么稳定。

所以未来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还是非常大,我们有一个总的目标,更重要的是当下的行动,采取的各种各样的措施。在经济新状态下有这样一个好机会,我们各个智库在协助各个地方或城市做峰值规划的时候不能只算几个数,要真正分析如何大幅度的降低单位GDP的碳排放,而且要维持每年较大的降速。

全球GDP碳排放强度下降的速度,从2000到2015年十五年间每年平均下降1%,预计未来十五年,2015年到2030年可能会提升到每年平均下降2%,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中国的下降速度快。中国要实现国家自主贡献(NDC)目标,单位GDP碳排放下降的速度要在4%甚至4%以上,东部地区要率先达峰,保证GDP在6%以上的速度增长,要多年连续单位GDP碳排放强度下降6%以上,这个难度是很大的。我国到2030年左右总体达峰,届时GDP增速预期将下降到4%左右仍略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所以率先达峰不仅仅是个时间的概念,也有一个力度的概念,越早达峰GDP预期的增速越大,碳排放强度下降的力度也要越大。智库在支持各个地区做十三五、十四五的地方低碳发展规划和达峰规划时候,不要盲目乐观,看看政策能不能支撑这一目标的实现。东部地区率先达峰,又要保证经济持续较快的增长,核心是必须转换发展的动能,要转变发展的方式,要大幅度调整产业结构。包括京津冀在治理雾霾的同时,有些高耗能的产业就要缩减甚至停掉。这些都需要我们智库伙伴认认真真去帮助地方政府来研究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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