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会精华No.11】柴麒敏 |跨区域碳市场与国际合作

  • 2017年03月03日

编者按:2017年1月21日-22日,“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2017年年会暨绿色低碳发展智库伙伴年度研讨会”在深圳成功举办。


正如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在开幕致词中所言:“两家合在一起有很大的好处。能源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主要是进行能源系统工程模型和方法学方面的研究,学术性比较强;后来发起建立绿色低碳发展智库伙伴,更多是聚焦在政策层面,进行相关政策的设计、实施和落地方面的研究。把两者合在一起,既有理论模型方法学平台和工具的研究,又有关于政策建议、政策落地、政策实施、制度实践方面的研究。两者的结合,有利于我们提出有科学含量、有技术支撑的高水平的政策建议,促进各界对能源和气候政策的深入研究和理解。” 


出席会议的百余名专家就“落实巴黎协定和绿色低碳发展宏观战略”、“地方十三五温控规划与城市达峰实践”、“全国启动碳市场背景下地方和企业的行动”、“能源/碳排放模型”等主题进行了热烈的研讨。本网站将陆续编发此次研讨会的研讨精华,敬请关注。


柴麒敏(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国际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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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研究视角考虑更多的是关于全国碳市场建立后下一步的再如何发展的设想。关于跨区域碳市场的研究我们做了国内试点跨区域交易、国外市场联接两个方面的研究,今天我重点讲一讲国际这部分的考虑。

 

跨区域碳排放交易权体系研究要解决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碳市场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和作用,要做一个定位,市场机制、市场工具在全球碳减排当中是什么样的位置。在其他事务中的地位,特别是与经济、贸易、金融等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一讲全球碳市场,都会和人民币国际化等议题联系起来。

 

第二是跨区域互联是否有必要,对中国的利和弊在哪里,如果中国主动要搞国际连接、参与全球碳市场到底是利大还是弊大。如果未来我们成为主要的买方,或者说主要的资金流出都从中国来,我们就需要审慎评估,包括会对国内的产业有什么样的影响。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时机,在什么阶段开启跨区互联比较合适

 

第三是和其他战略的协同。一旦涉及到国际化,问题就不是那么单纯,比如现在我们倡导的南南合作、一带一路、能源革命、发展路径创新、全球经济治理等,都要考虑怎么去协调。

 

第四就是碳市场互联互通的路线图,每个阶段做什么事情、技术手段等等,涉及到比国内碳市场更复杂的问题,比如国际间规则怎么统一、技术性标准怎么设定等。还有从策略上怎么和外界沟通以促成这个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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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碳市场机制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规模,目前全球已有有40个国家、20多个区域在搞碳定价政策。特朗普总统上台后,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可能大步后退,这样来看,下一阶段欧洲、亚洲的市场可能被寄予希望来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中国如果要发挥在全球碳市场机制中的领导力,总的策略来讲,是亚洲先形成一个区域市场、再进一步扩大为欧亚市场,这和“一带一路”等行动倡议也是一致的。


单独来看亚洲市场,在之前的单向的、基于项目的合作中,比如清洁发展机制(CDM),亚洲的市场份额大概占到全球的85%左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现在中国、韩国、日本、哈萨克斯坦、印度、泰国、印尼、越南等都已经在搞碳市场,或者是计划搞碳市场。从多边银行投资项目执行上也可以看出,世银、亚银很多项目的落地,都要考虑碳排放的因素,亚投行AIIB也一样,储备项目的筛选和具体实施上都会涉及绿色标准,特别是欧洲的成员国有这方面的更高要求,下一阶段在这些地方搞低碳发展的市场合作还是有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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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全球几个分割的碳市场来看,中国的碳价总体还处在比较低的水平。价格从几美元到十几美元这样一个空间分布来看,确实存在全球范围或者区域范围内进行碳价优化的可能性


在覆盖领域上也一样。其实现在我们国内,不管是全国市场第一阶段还是在地方试点时期覆盖的行业,从全球的实践来说,也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未来还有潜力可挖。我们覆盖的排放占比是40%左右,还有60%的排放量,很多都是小而散的排放量,但加起来确实大头,像这些排放量如何被多层次的交易机制纳进来,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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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协定》第六条关于市场机制的条款中,谈到了未来要在全球推动建立的两个新机制,一个是可持续发展机制SDM,这个名字还没有最终确定,类似以前的CDM机制的升级版;第二个是国际减排成果转让ITMO,侧重在区域的互联互通。这两个机制的谈判,计划是在2018年的COP24上完成。到那时这两个机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就会水落石出,这样说来实际上全球市场离我们也很近了。


世界银行是比较乐观的,世行预计到2020年全球碳市场规模约为3.5亿美元,要超过石油成为第一大能源和环境权益类衍生品的市场。从目前来看还是有一定的障碍的,取决于下一阶段很多市场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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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刚才谈到的亚洲的CDM市场为什么占比那么高?数据来说话,亚洲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占世界的比重已经从1990年的24.7%上升到2014年的47.4%,这个总量和增速都是非常大的。国家“一带一路”规划当中也提出过与气侯相关的一些内容,我们在考虑国际合作的时候也在设计一些刚才所说的欧亚低碳共同体的设想,除了在低碳能源、低碳工业、低碳建筑、低碳交通等领域的一些合作之外,更多去做一些基于市场化的机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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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上我们做了一个路线图的设计,分成了四个阶段,这当中很大一部分考虑还是框架性,或者是只涉及了核心事务。基本上要经历试点、单向、双向以及外部连接这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就放在东亚,主要包括东盟10+3机制,这一地区在气候影响上休戚与共、在低碳发展上的合作由来已久,东亚峰会、亚信峰会、博鳌论坛等议事机制也较为成熟,欧亚共同体的设想从这里开始着手实施。


这次在马拉喀什COP22的边会上,第一次促成了东亚地区几个重要国家的环境部长坐下来,共同推动在亚洲范围内的务实合作,从目标到重点领域、核心机制的设想、预期的市场规模、带来的协同效益等等。在当前逆全球化潮流涌动的情势下,这样的合作来之不易、充满挑战,但也给中国带来了机会、孕育着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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